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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城市  

2007-01-04 15:53:39|  分类: 城市规划与设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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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城市 - colgate77 - 四维空间站

  此文转于网络。

       我在去过和住过的城市中,最喜爱巴黎和北京,虽然由于居住在其中,我对后者有些超乎情理的苛求。这两个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城市,我对它们的阅读、寻求的是了解和比较它们在“文化容量”上的区别,也就是它们能否和如何对待、吸收和容纳新文化,从而进一步去领略人类应当如何去取得和维持文化的延续性及前进性。
  我近十年中到过巴黎四次,每次都只是个匆匆的过客,既不是留学生,也不是专门去考察的访问学者,更不可能像海明威、菲兹杰拉德耶。样地混迹于巴黎的酒吧,我只能凭着“拿来”的几种方法去瞬时地观察它、认识它。所幸的是,我第三次去访,恰好是密特朗总统的“大工程”陆续建成之际,而第四次去访,则是最后一项---新国家图书馆行将开幕之日,又为我提供了某种历时性阅读的机会,使我得以直接体验这些工程是否真能像它们的缔造者所希望的:把巴黎带人第二十一世纪。
       巴黎和北京都有贯通全城的水面。前者是东西婉蜒的塞纳河,后者是南北延伸的四个“海”,但北京保持了一种严格的棋盘格局,而巴黎则形成了与塞纳河流向相呼应的多轴线性。这种区别是否反映了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差异一前者重集中和统一,后者好自由与多样呢?
  巴黎的标志物反映了历史的突变:伽厄尔的歌剧院、艾菲尔的铁塔、皮亚诺和罗杰斯的蓬皮杜中心、贝聿明的玻璃金字塔等标志性建筑都引起过风波。现在都被人们接受为巴黎的识别指标。北京则始终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很少有离经叛道的惊世之作,到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后,仍然强调“古都风貌”,于是出现了很多带了仿古帽子的“假古董”建筑。但是相比之下,巴黎的“古都风貌”,却明显地比北京要搞得更为成功。这是何故呢?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人们对那些林林总总的“母体”建筑(特别是居住建筑)的态度。巴黎每个区(arrondissement)的居住建筑几乎都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基本都能保存下来。我看到过一些中心区域正在改造中的旧房,它们的内部几乎已经全部拆除,但是外立面却用脚手架保护着,不准变动。据说这里有个“说法”,建筑物的里边是属于房主的,但是沿街的外立面则归城市所有。所以当你漫步在塞纳河沿岸以及中心区的街道上,你见到的大片建筑都是“古都风貌”。即使到了城市的边沿地段,特别是比较破旧的地段,如它的东北角,你仍然能发现历史的延续性。我的一位法国建筑师朋友就在这一段作过不少设计,并带我去看过。在这些地区,许多建筑师在设计前都要作一番仔细的调查,一是调查现有建筑的状况,决定哪些要保留,哪些要改造,哪些要拆除重建,绝不大拆大建;二是从形态学和类型学的角度考察本地段原有的建筑格局及建筑风貌,力图进行有根据的再创造。我通过他的介绍,领略了“古都风貌”是如何保存和更新的。
  其实,居住建筑的功能也是不断在变化的,这是因为生活模式在变化。以北京为例,过去的四合院是为封建式的大家庭而设置的,到了后来,它们就变成了许多家庭合住的“大杂院”了,这也是许多人主张拆除它们的原因。但是我是在四合院里住过的人,那时一个院住了三家,不论从安全性、私密性、舒适性和邻里关系各方面说来,都比后来的公寓建筑要强得多。同样,我本人就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石库门建筑中,在上海的弄堂房子中长大,亲身体验过“弄堂文化”的魅力。如果说这些都必然是属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类型,是不能接受的。不论是北京或上海,原有城区的居住密度确实过大,但这些年来,城区也扩大了许多,在城区内保存适当高密度的情况下,在近、远郊搞一些密度低一些、现代设施全一些的生活区,是可以逐步解决“大杂院”的问题的。问题是,一面提倡“古都风貌”,一面却热中于支持追求高利润的房地产商在“黄金地段”搞开发,不借毁掉世间少有的历史文化,然后用几顶大小屋顶的帽子去搪塞,甚至不借化几千万元的投资去盖一个毫无功能作用的古典塔楼,算是“夺回古都风貌”的壮举,又如何掩盖得了呢?通过阅读巴黎这一城市,可以理解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容量”,首要的是它的“母体”,只要这个群体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那么人们可以在标志建筑中大胆创新而体现历史的前进性。我们可似说:“巴黎是保护真古董,创造新标志;而北京则是拆除真古董,建造假古董。”一个世间少有的东方文化明珠,正在无情的利润动机下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商俗城市,历史将为之扼腕叹息。
  我曾经怀疑过像巴黎蓬皮杜中心这样的怪物,是否能在巴黎这样的古都立足?然而实地一看,登高一览,感到找到了答案。它确实是世所罕见的怪物,就像把人的五脏六腑翻到外面来晒太阳一般,把涂上各种颜色的管道翻到建筑立面,成为建筑标志,与周围的保存老立面、内部大翻新的“母体”建筑恰好形成对照,有点像上海人喜欢把自己洗过的衣服用竹竿挑出窗外形成展览那样,别有风味。从众多游人的来访以及他们的表情来看,显然多数对它是接受并认同的。这种对比手法,在巴黎的许多标志建筑中几乎成了传统。贝聿明树立在神圣的卢浮宫大院中的玻璃金字塔,体现了新与旧、现代与古典、虚与实的巧妙结合,在经过热烈的争论以后,好像也被认同了,并且成为一个地铁车站的名称。远在拉德芳斯的新“大门”与凯旋门遥遥相对,也是一老一新。在科技公园,与象征理性科学的几何形状的展览馆相相对立,则是一座座鲜红的非理性的“游戏物”(les folies),体现了结构与解构的共存。显然,巴黎在标志建筑的设计上是大胆的,一是它容纳世上第一流的建筑师来献宝,二是它容纳他们做出的离经叛道的设计,为建筑创作闯出新路子,从而体现了较大的“文化容量”。我并不是在提倡北京也搞许多怪物,因为北京有原来的文化性格,但是,过分强调与历史雷同也不见得会成功,在故宫周围搞许多仿古建筑,反而给人以“以假混真”的感觉。北京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可惜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太少了。
  我第一、二次阅读巴黎,主要是读它的历史建筑、广场、公园和纪念碑。第三次是以密特朗总统的“大工程”为主要阅读对象,加上一些“母体”建筑群。那一次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那些新落成的建筑似乎也在闪闪发光,以指向第二十一世纪为已任而自豪。第四次则是阴冷的雾天,巴黎刚经历过恐怖分子在地铁中的爆炸事件,气氛有些紧张,几年前令人振奋的新建筑,现在已熔融在巴黎的母体之中,也已成为历史的沉积。我特意赶到已故的密特朗的最后一个“大工程”——新国家图书馆去。由于没有剪彩,所以对外还不开放,我只能沿它的周边走一圈,对它那由四个玻璃角楼(像四本立着打开的书)构成的建筑形象感到失望。然后漫步越过塞纳河,去寻找鼎鼎有名的由美国大红大紫的解构派建筑师盖里设计的美国文化中心,却又遇到一片凄凉,原来这个中心已因为亏损而关闭,房子也等待出售,但是我却有机会隔岸观看国家图书馆,远远看去,它好像是个只铺了地基,立了角柱的一栋未完工的大建筑。我忽然觉得,这本身含有某种象征的意义。不论当时密特朗总统是如何想的,他毕竟只能是个二十世纪的人物,二十一世纪的文章只能由后代的人物去做,今人至多不过像这座图书馆一样,铺好地基,或者立上几根柱子,整个大厦还得留给后人去建。这样一想,我似乎又能接受它了。我带了这个阅读心得,回到了二十世纪末令人亦喜亦优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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